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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文原文：肃宗乾元元年冬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慰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臣光曰：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是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将帅，统藩维，国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不肖，惟其所欲与者则授之。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杀逐主帅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则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乱之生也，庸有极乎！且夫有国家者，赏善而诛恶，故为善者劝，为恶者惩。赏以劝恶，恶其何所不至乎！《书》云：“远乃猷。”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天下之政而专事姑息，其忧患可胜校乎！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间则掩而屠之；争务先发，以逞其志，非有相保养为俱利久存之计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厉阶，肇于此矣。盖古者治军必本于礼，故晋文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今唐治军而不顾礼，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太祖始制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斧质。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无思不服，宇内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军以礼故也。岂非诒谋之远哉！（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藩镇连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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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冬季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去世，唐肃宗派宦官前往安抚慰问将士，并且到军中考察他们所想拥立的人，将旌旗、符节授予他。高丽人李怀玉做副将，杀了王玄志的儿子，推举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此任命侯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中将领士兵自行废立自此开始。史臣司马光评论说：肃宗皇帝遭遇唐朝中期的衰乱，有幸恢复国家，这样就更应该匡正上下的礼节，以政策和法制来治理国家。然而他却苟且于一时的安逸，不去考虑长久的祸患。他任命将帅，统治地方，本是国家的大事，却委派一个使者，屈从于军队的意愿，不管贤能与否，只要是军队想拥立的人就任命他。从此以后，形成惯例，君臣因循相守，以为是很好的政策，这就叫作无原则地宽容。甚至于副将士卒杀害、驱逐主帅，也不治他的罪，反而将主帅的职位授给他。然而这样一来，爵禄废置、杀生予夺，都不是出于皇帝而是出自臣下，那么动乱的滋生蔓延，还会有尽头吗！况且治理国家的君主，要奖赏善良，严惩凶恶，这样就使行善的人得到勉励，行恶的人得到惩罚。奖赏被用来鼓励作恶，恶行怎么能不随处可见呢！《尚书》说：“谋划要长远着想。”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很快到来的忧患。”（君主）主管天下的政事却一味地无原则地宽容，他的忧虑后患还能计算得过来吗！于是做臣下的常常斜着眼睛窥探着他的君主，一有可乘之机，就会攻击族灭君主；君主也常常忧惧不安地畏惧他的臣下，一有可乘之机，就会乘其不备屠杀臣下；君主与臣下争相先发制人，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人把互相爱护保养作为互为有利、长久生存的策略。这样下去想求得天下的安定，怎么能够办得到呢！考究唐朝后期祸乱的原因，就是由朝廷任命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这件事而引起的。古人治理军队的根本在于礼法，所以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看见自己的军队，无论年轻年长都懂得礼法，便知道可以打败楚军。现在唐朝治军却不顾礼法，由此祸乱相继发生，战乱不止，生灵涂炭，无处控告诉说，一共持续了两百多年，然后是大宋承接天命。太祖开始制定军法，使军队懂得以尊卑上下的礼法来处事，稍有违犯，就会伏在刑具上被杀。因此军队上下井然有序，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征讨四方不来王庭朝见的割据势力，无不归服，天下太平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直到如今，这都是由于用礼法来治军的缘故。这难道不是传给后世的深谋远虑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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